(一)专家治理模式：公告—评论规章制定程序 1946年颁布的《行政程序法》实际上为规章制定提供正式与非正式两种程序。
纯自主属于严格意义(即狭义)的行政保留，意味着其权限来自宪法的明确授权，足以对抗或阻止其他权力的入侵。[6] 参见李建良：《法治国视角下之行政裁断权与法规制定权的关联分析》，载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政治思潮与国家法学——吴庚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第650-653页。
首先，由于行政权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最终都要通过个案决定和抽象规范两种行为予以呈现，因而在讨论行政保留时就应包括个案决定权之行政保留与规范制定权之行政保留两个部分。前者无需特别授权，而后者则需要授权。如果所有的行政活动都需要根据规范，那就意味着行政只具执行的性质，也意味着宪法确立了一般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如何区分法律中哪些规定属于授权，哪些不属于授权，比较困难。可见，我国现行宪法采用的是‘部分保留说——承认权力机关以外的机关有一定范围的立法权[36]，即没有确立一般法律保留原则。
因为，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1982年全面修订现行宪法时，在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立法机关都还没有制定法律。[19] Vgl.BVerfGE 40，237(248ff)。《草案》没有像个体工商户那样具体区分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经营主体数量，而直接在债务承担方面规定了家庭无限连带责任，这也暗示了《草案》对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立法定位实质为家庭成员间的个人合伙。
后者借由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将基本权利具体化，法院则在具体纠纷中适用普通法律，间接促成基本权利的实现。有学者则提出，此种立法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总则与分则同时制定同时成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草案》第89条同样对机关法人作出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有的以家庭名义承包土地，这样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便与承包经营户合而为一，整个家庭便组成了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
[26]周厚昆：《不同法域的个体工商户主体资格》，《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但德国民法典却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如此一来，民事立法和司法未对一般人格权予以有效保护的做法便不再具有合宪性。
[10]梁慧星教授、孙宪忠教授等赞成将人格权纳入民法典中，但倾向于在总则中设立一章单独规定人格权，不宜使人格权单独成编。也就是说，个体工商户的商事主体类型不能直接定性为商个人或商合伙，应根据其经营时的经营主体状况确定，并依据民法原理明确商个人和商合伙的责任承担内容。[60]实践中亦不乏政党组织作为民事主体的审判实践，如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便对周立群诉九三学社温州市委员会辞退争议纠纷案作出判决，参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书。[26]这就直接否认了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主体资格，而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意义。
[56] 纵观以上关于政党性质的观点，现今鲜有民主国家将政党作为国家宪法机关。但尚需指出的是，政党组织毕竟有异于普通社会团体，甚至可以说政党乃是兼具公私法属性，但此二属性并非均等配置，某一政党或公法属性强于私法属性，或私法属性强于公法属性。二十世纪后，政党逐渐参与并从事一国之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党乃由社会团体提升，而获得隐形政府的称号。传统民法未对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作区分，也未厘清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各自体系内部的层次和构架，导致部分市场主体定位出现偏差。
根据人民团体法第11条、第45条之规定，政党系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促进国民政治参与为目的，以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为目的之政治团体，经主管机关核准立案后，得依法向该地方法院办理法人登记，取得社团法人资格。须知，任何主体不仅应该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活动，在救济程序中也不能享有特权，应牢记民法典调整平等法律关系的原则。
[3]市民社会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强调私权神圣，但凡不认可以私权为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必不会产生依赖于市民社会的民法。[11]朱广新：《超越经验主义立法：编纂民法典》，《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
[66]同前注[59]，第247页。只有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使执政党严格遵守各种类型的法律，真正形成平等的民事关系，才能消除执政党、行业协会和其他公权力组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有序参与民事活动，最终实现民事关系的平等化。在此尚需指出的是，现代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要远远超出民法所能保障和规范的范围，基本权利虽可经私法表述为民事权利，但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绝非仅可仰仗民法。另一个方法为由民法权利发展宪法权利，即对《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新目的予以定性，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对宪法基本发展规律的遵循，提出宪法能够容纳的新的基本权利。如果家庭承包经营是以家庭名义申请，则家庭成员共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家庭成员内部则可能形成按份共有。王利明教授2004年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提出了八编制的立法体例，即总则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物权编、债法总则编、合同编、侵权行为编。
[47]而间接效力则表现为基本权利基于其客观价值秩序，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其中如何处理好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则更关乎中国法体系的融贯与整合问题。
首先，从宏观上讲，个体工商户、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经营概念，确认自由、平等经营原则，以一般性经营条款作领引、统摄，由特别法通过具体化、专精化形成系统完整的商法主体体系。有的学者基于法律规定，认为个体工商户应属于微型企业的范畴[33]。
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土地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确保家庭成员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用地的重要制度。法律不可避免的出现规则真空，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和滞后性。
民事权利 民法典的编纂已经正式纳入国家立法议程，相关的《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文本也陆续公布。[64]在此过程中，与民法典编纂有关的论争也日渐出现和发酵，宪法与民法关系之争即为论战话题之一。[4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如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直到1986年才制定以调整民事关系为主的《民法通则》[4]，此前三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制定民事基本法，改革开放之前也没有专门制定财产方面的法律。
编纂民法典应当具有自觉的宪法意识，主动将合宪性考量纳入立法程序、价值选择和制度设计之中。（三）宪法不可私法化前提下，如何将宪法规定的民事权利民法化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宪法被认为是公法的典型代表。
[55]许志雄：《宪法与政党》，《月旦法学杂志》第39期。（二）执政党执政模式下，如何构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 民法不同于行政法、刑法等公法。
[1]相反，从政治现状、经济结构、学理储备等方面进行探讨，能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民法典法典化存在的诸多困难。一直以来，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因此又被称为市民法，正如郭明瑞教授所言：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非财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是规定人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权利法与权利保护法。
因为民法在将宪法立法具体化时完全可以通过特有的立法技术安排来融贯宪法的精神，立宪技术与立法技术不可能完全等同。由于民事主体的复杂性，关于民事主体的争论和分歧更加公开化、深层化。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以保证公民、法人因上述特殊公权组织的民事活动造成权利损害时，能够得到便利、及时的权利救济。至于如何将基本权利私法表述为民事权利，其具体方式大致有二：一是民法依据宪法规定，对基本权利进行第二次复述，创设出各类具体的民事权利。
结语 宪法与民法虽分属相异法域，其调整范围亦迥然不同，但民事立法行为与民事司法行为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为乃是不证自明的，而国家公权力行为乃是受宪法所调整的。而此形成任务，现今编纂中的民法典在相当程度上对其视而不见，最为突出的表现即为私法领域中人权概念的匮乏与宪法实施理论的缺位。
鉴于此，我国可考虑借鉴德国法关于针对农林业的自由登记商人制度，具有是否注册登记的选择权，即使不登记也视为商主体，即该商主体有登记注册的权利但无此义务。[42]故而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通常为国家，国家承担着积极保障与消极不侵犯的义务。
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要素参与商事活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皆有政党组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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